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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这样谈改革开放

时间:2018-12-18 13:17 浏览人数:
历史巨变从何而来,中国做对了什么?
高尚全 宋晓梧 刘世锦 张曙光 姚  洋 张燕生
张思平 张维迎 许小年 巴曙松 周天勇 郑新立
四十余位亲历者、推动者、高层智囊,总结过去,解释当下,回答未来
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40年改变中国:经济学大家谈改革开放》一书出版发行
 
        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这部史诗充满中国力量、中国智慧。

 

作    者:新望主编,高尚全、刘世锦、张维迎等著,高尚全顾问
出 版 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ISBN :978-7-5596-2305-8
出版日期:2018年8月
定    价:128.00元
开本:16开   页数:752
 

【作者简介】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主任。长期从事经济体制改革及宏观经济的理论、政策方针与方案的研究及部门经济政策研究工作,尤其关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市场经济等问题。他是我国研究经济体制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6次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政策和体制文件的起草工作。主要著作包括:《Two Decades of reform in China》《The Second Revolution》《中国市场经济纵论》《市场经济与中国改革》《China’s Economic Reform》《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强国之路》等。主编出版30多本对改革和发展有广泛影响的经济类书籍。
        新望,经济学博士,曾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改革》杂志主编,现任《经济观察报》研究院院长、中研智库研究院研究员。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出版《谁来担纲中国经济——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村庄发育、村庄工业的发生与发展:苏南永联村纪事(1970-2002)》《苏南模式的终结》,主编《改革 30 年:经济学文选》《中国经济学经典文选》等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献礼之作。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十余位经济学大家重新检视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道路,详细回顾和梳理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系统阐述了为什么改革开放被称为“伟大觉醒”“活力之源”“重要法宝”和“必由之路”,进而从市场化改革、发展与转型、三农及城市化、行政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对外开放、专项改革等方面,深刻剖析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和难点,对改革方向、改革方法、改革路径、改革主体、改革动力作了系统研究,为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探讨下一个时期的改革之路。
 
                                                                                                                                                                                                                                                                                                                                      

目 录

序言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改革开40 年的回顾和思考 高尚全
 
回顾与展望
厂长负责制改革回顾
——我所经历的国有企业改革 宋晓梧
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 张维迎
1994 年财税改革的经过和经验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访谈录 许善达
1994 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艺术 管涛
改革开放:新阶段、新征程、新希望 王永利
中国经济成就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姚洋
2018, 第三轮改革浪潮 刘胜军
改革早期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 王松奇
00 市场化改革
两个中国模式 许小年
坚持市场化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胡德巧
政府与市场关系改革再思考 杨再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理论创新与分配制度变革 蔡继明
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分析20 年 张弛 张曙光
企业家阶层新论 常修泽
 
发展与转型
增长阶段转换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刘世锦
改革开放40 年再思考: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制度逻辑 田国强
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需要新旧动能转换 马晓河
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与发展 张军
改革40 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 王小鲁
唯有改革和赶超型增长才能建成现代化强国 周天勇
穿越周期的新实体经济动能 王广宇
247三农及城市化
过去几十年中国如何大规模消灭贫困 韦森
世界扶贫史上的壮举 汤敏
家庭承包制建立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停滞及其影响 党国英
聚焦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发展 秦虹
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 王建
抓住社会主要矛盾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郑新立
 
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历程和经验 魏礼群
科技体制改革40 年回顾与展望 王宏广
 
金融改革
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 王宇
对外开放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历史进展与路径选择 巴曙松 郑子龙
社会融资规模成为我国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 盛松成
九论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 张明
 
对外开放
深圳与中国改革开放40 年 张思平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做好招商引资工作 霍建国
入世对中国的意义 张燕生
 
专项改革
社会保障改革40 年的经验、问题与展望 郑秉文
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发展40 年 朱恒鹏
会计发展40 年的观察与思考 吴卫军
改革开放40 年中的广告产业发展 丁俊杰 王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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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和思考

 高尚全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40年的光辉岁月。40年来,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我们历经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探索,我们从无到有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不断进行完善,我们扭转了“文革”的动荡混乱,走向依法治国,并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当然也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的航程历经千难万险,改革开放的开拓却从未停歇。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正是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在这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梳理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经验和教训,为我们即将开启的新的改革探索积累更多的可供借鉴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历程
 

        总的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展开的,到目前为止,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启动目标探索”“框架构建”“体制完善”和“‘五位一体’的全面深化改革”四个阶段。
        1.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1978年—1991年)。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确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是改革的启动和目标探索阶段。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推进;从开展改革试点,积累经验,再逐步推广;对外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在农村改革方面,安徽等地率先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改革试验,这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支持,随后推广到全国。在企业改革方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在财税体制方面,推行两步“利改税”,逐步推进“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改革。在流通体制方面,废除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培育农产品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1980年,决定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随着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环节全面展开。对国有企业实施了承包制、租赁制等改革措施,积极进行以厂长负责制、工效挂钩、劳动合同制为内容的企业领导、分配、用工等管理制度的改革,增强企业的内在活力。宏观管理体制方面,以宏观间接管理为目标,对价格、财税、金融、计划以及流通体制等进行改革。采取“调、放、管”相结合的方针,理顺商品和服务的比价关系;大幅度缩小指令性计划;改革银行组织体制;实行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同时,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开辟了一批经济开放区。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阶段(1992年—2002年)。以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基本内容。
        到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宏观管理体制方面,1994年提出对财政、税收、金融、外汇、计划和投融资体制进行系统改革的方案,确立以分税制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框架和以增值税为主的流转税体系,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得到加强。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实施“抓大放小”,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的结构调整。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许多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改组为控股公司;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对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市场体系得到较大发展,取消了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进一步放开了竞争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要素市场逐步形成。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逐步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建立了失业保险、社会救济制度及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完善阶段(2003年—2011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全面部署。与此同时,党中央总结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构想,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自此,我国改革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的改革措施有:取消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公共财政体制不断健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加快推进;实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投资体制,政府投资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扩大。土地、劳动力、技术、产权、资本等要素市场进一步发展,水、电、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
        4.“五位一体”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2年至今)。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选举产生了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不仅有效应对了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风云变幻,更在相当不利的条件下取得了经济的中高速平稳增长。
        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推向深入。党的十九大不仅再次组成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而且高屋建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作出了诸多新的判断。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首要特征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进行理论探索,取得重大  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全盘统筹推进改革,特别是率先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其他方面改革的有效推进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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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阶段转换与相配套的改革开放
 刘世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2010年第一季度后,经济增长开始减速。本文以增长阶段转换为分析框架,首先讨论了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经验与逻辑,然后依次分析了中速增长平台的确立、高质量发展的若干背景性因素和面临的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相配套的重要改革开放举措等。
        一、增长阶段转换的经验与逻辑
        经济理论是为理解经济增长过程,包括历史、现状和未来提供分析框架的。已有经济理论,如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较多关注落后国家如何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进入快速增长轨道,即经济“起飞”问题,而对起飞以后的可持续性和“降落”问题关注不够,未能形成较为成熟、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而后两个问题,对应的正是新兴经济体若干年来所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和高速增长后的减速现象。理论准备不足增加了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性质的认知难度。
        2008年中国经济遇到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实施了事后称之为四万亿的刺激计划,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达到高点,此后开始回落。对这一变化存在着不同解释。一种基于短期宏观分析架构的观点,把这种变化看成周期性波动,主张采取惯常的宏观反周期政策。但对为什么经济增长率由10%以上降到了7%以下,而且还可能继续下移,用传统的周期性波动显然无法解释。另一种观点则将增速下滑归结于外部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全球经济放缓,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也低于以往。但这种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正是在外部冲击最严重的2009、2010年,中国经济能够在全球率先回升,此后全球经济逐步复苏,而中国经济却出现持续回落。
        还有一种国内外较多使用的“差距倒推”分析方法,即以全球经济领先国家,主要是美国作为标尺,计算中国人均收入与它的差距,然后倒推中国未来的增长速度。例如,目前中国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而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与美国也是大体相同的差距,此后日本经历了长达20年的高速增长。由此推断,中国也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期。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混淆了收入差距与实际增长速度之间的区别。后起经济体的追赶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分阶段的过程,在不同阶段,由于发展条件的差异,将会呈现不同的增长速度。举一个通俗的例子,当年日本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假设日本是一个20岁的年轻人,美国已有100岁。而20岁到40岁,是一个人精力旺盛、奔跑速度最快的时期,所以此后日本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而中国人均收入目前也相当于美国的20%,但中国已经40岁,美国也到200岁了。中国已经历了40年的高速增长,奔跑能力最强的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不大可能重返高增长阶段。
        我们对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关注,是从国际经验开始的。2009年,我们开展了一项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课题研究。在研究中注意到,二战后一大批经济体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但不少经济体发展受阻,有些落入了不同类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有13个经济体跨过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社会,其中典型的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等。这些经济体大都经历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麦迪森1990年国际元)时,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回落幅度在50%左右,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中国的增长路径与上述经济体较为相似。我们用三种不同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分析。一是把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二是按照发展水平差异,把省级行政区分成若干组分别分析;三是测算了人均钢铁、人均发电量、人均汽车拥有量的实物量指标。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将有很大可能性下一个大的台阶。由此,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的重要判断。这个判断提出后,认可者并不多。即使当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后,有的同志宁愿视其为短期波动,并不认为是大的结构调整。然而,经济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增长阶段的转换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中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后,共识明显增加。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以上我们对增长阶段转换的判断,首先是基于国际经验,同时也构造了一个包含初始条件、制度、战略等在内的分析框架。近年来,国内外对“降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增多。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多是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刘易斯拐点出现等角度展开分析,有一定的解释力。我们以为,重要工业产品历史需求峰值相继出现同样不能忽视。所谓历史需求峰值,是指某种产品需求量最大或增长速度最快的那个区间。与短期的需求决定不同,历史需求峰值主要是由已有技术水平和人们的需求偏好决定,本质上是由技术或供给决定的。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给定了工业化高速增长期较大一部分产品需求的约束条件。即使人口结构不发生变化,这种需求约束条件依然会出现。这是来自长期需求,确切地说,来自长期技术进步等因素给出的约束。
        除此之外,需要深究一些重要或基础性的问题。比如,开放对后起经济体发展的意义何在,出口和投资,特别是设备投资,在增长中的作用,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如何换代升级,不同增长阶段如何衔接,经济中可移动要素与不可移动要素如何结合,政府和市场在不同时期如何有效结合,收入分配和地区发展差距如何影响增长,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最优增长区间或路径,等等。东亚诸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经验,尤其是中国独特的经验,加上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对深入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有可能形成有意义的分析框架,对从起飞、持续推进再到降落的经济增长进程提出解释。
        二、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
        中国经济增速回落,直观地看,是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或中速增长,背后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体制政策体系的系统转换,从大的增长过程看是增长阶段的转换,可称之为“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由高速增长时的平衡转向另一个中高速或中速增长的平衡。这一平衡的实现,要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加以观察分析。
        第一,从需求侧看,高投资要触底。以往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消费总体上是稳定的,净出口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则是一个较小且不稳定的量。
        在过去较长一个时期,高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构成,这三项可以解释85%左右的投资变动。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高投资触底,我有一个通俗说法,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出口三只“靴子”落地。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的高点出现在2000年左右。作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抓手,这一指标波动较大,但总体上处在回落状态。出口已由以往20%以上的高增长转为前些年的负增长,2017年出现恢复性增长,以后可能会稳定在5%左右,可以认为大体触底。房地产投资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2014年触及历史需求峰值后开始回落,2017年后几个月剔除价格因素后已出现负增长。今后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将会在零增长附近徘徊。这样,支撑高投资的三只“靴子”已初步触底。
        第二,去产能到位。随着需求侧的高投资增速回落,供给侧开始相应调整,但部分行业,主要是重化工业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产能过剩。初步估计,钢铁、煤炭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在30%以上。尽管对过剩问题早有警觉,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重化工业内部的“加速原理”在起作用。在这些行业的上升时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钢就要新建钢厂,而建钢厂本身就要耗费钢”,这种“自我循环”带动了重化工业异乎寻常的快速增长。而到回落时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预期。近年来去产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方面是政府推动,更重要的是市场力量在起作用。工业品出厂价格在经历了54个负增长后,2016年9月后恢复正增长,此后部分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也在经历了一年多的负增长后转正,2017年实现了20%以上的增长。供给侧的调整也基本到位。
        从2016年开始,我们提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底部或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从2017年的情况看,这个判断得到确认,中速增长平台初步确立。触底的确切含义是“稳住了”,不再明显地下滑了,并不意味着“V”形或“U”形的大幅反转,更不可能像有些人期待的那样重返高增长轨道。党的十九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大干快上的期待。关键是干什么、上什么。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了,不能认为只有把速度提高了才叫有所作为,才有成就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提出攻关期,提出三大攻坚战,这些事情比简单地提高速度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所作为,做成了也会有更大的成就感。当前最重要的是做实做优而非人为做高中国经济,具体来说,就是要降风险、挤泡沫、增动能、稳效益,提高增长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降风险,主要是降低地方债务风险和其他方面的财政金融风险;挤泡沫,包括挤去一线城市房地产泡沫和大宗商品泡沫;增动能,重点是提升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能;稳效益需要特别强调,去年下半年以来,企业效益明显回升,但集中在上游行业,分布不平衡。应当争取企业盈利在行业间形成较为平衡和稳定的分布,这样也可以为企业降杠杆提供有利条件。
        不要人为提高增长速度,把发展的基础做得实一些,不论是对短期防范风险,还是中长期增强动能,都是必要和积极的。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目标,今后三年每年增长6.3%就够了。此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可能调整到5%~6%之间,或者是5%左右。这个速度实际也是不低的。讲速度要有参照系,要和增长阶段挂钩。在以往的高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10%左右,7%就是低速度;到了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5%左右,实际增长5%~6%,也可称之为高速度。当年日本在这个增长阶段,增速也就4%左右。
        汇率也是反映增长数量和质量关系的重要指标。如果人为提高增长速度,但增长质量不行,如效率低、风险大,本币汇率就会下行,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相反,如果增长质量高,速度低一点,但汇率上升,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反而要快一些。
        三、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若干背景性因素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发展目标、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发展阶段的这种转变,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难度降低了,不够刺激了。事实上,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成功地推进这一转变,首先需要深入分析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若干重要背景性因素。
【燕赵时讯2018年12月18日消息】